平墩湖艺术公社 复制
江非的个人文集：——江非，1974年生于山东平墩湖。著有诗集《独角戏》（待出）、《纪念册》（2007年）、《一只蚂蚁上路了》（2004年）。认为诗歌就是“风，雅，颂”。
□杨勇VS江非
杨勇：写在前面的话
清冷的小教堂、落日下光秃的稻田、装满干草的马车、吞吐麦子的收割机、长满杂草的院落、蜜蜂飞舞的油菜地、枯败的老井、地上的蚂蚁……江非的目光一一在不断地拂过这些卑微而黯淡且与他肌肤相亲的事物。我相信，在凝视这些事物的时候，江非的眼睛是饱含热泪的。江非写乡村里的景物，也写乡村里的人事。他以一种自然的心态，述说着周围的世界以及个人的思考和阐释，直接呈现自己的悲悯情怀，勇敢地承担起作为一个诗人应当承担的艰难与责任。因此，江非的态度是谦卑的，诗句是大气的。因此，我无法不爱江非的诗歌。而最让我看重的一点是，江非是有着一套严谨的写作体系，有着一贯鲜明的思想立场与艺术方向。他的诗风古典从容、轻灵淳厚，又不乏先锋意识，充盈着一种撞击人心的诗歌力量。我个人相信，江非已为自己的诗歌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诗歌道路将会越走越宽阔。
杨勇：江非好！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是你的笔名吗？它包含着什么特别的含义？它的背后有着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江非：呵呵，没想到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看来大多数文字，都是需要可读性的。是的，这个名字是我的笔名。我记得好像是从1997年的冬天开始使用的，那时候我正在舟山群岛上服兵役，和我的亲如兄弟的战友白马在大海上一起写诗，一起作乐，一起在一番小酒之后，举着扫把当话筒朗诵小酒馆里布满油渍的菜单，让风姿绰约的老板娘留下眼泪，然后赖了酒钱径自而去，走在半道上还会脱了军装，光着膀子对着大海和天空大声咆哮：“大海啊，一锅蓝蓝的菠菜汤”、“生活啊，我操它天大的逼”。所以，其实那是一个从来不需要笔名的时候，我之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了一个笔名，说到底还是我和白马哥儿俩在那里寻欢作乐的结果。虽然当时我们并不是为了诗歌本身才去写诗，写了诗歌也并没有想到后来还要发表，但是来自文人之乡浙江台州的白马却认为要做乐就要象模象样，要武装齐备，要跟他那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贤乡党们一样：既然他已经早早有了一个叫白马的笔名，我也必须有一个。于是在白马“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强烈要求下，我也只好在一个晚上完成了这个看起来有一些搞笑的任务，给了自己一个笔名：江非。用这个名字，主要是因为两个字都笔画简单，好写，另外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大量阅读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非常喜欢那个嘴巴拙笨、有一些口吃、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还有一点是因为，“非”看起来像一条江河穿过的分布两岸的田亩。后来白马看了这个名字开了一句玩笑：“江非，不就是连一条江都不是吗，我看可以”。现在想来，这个笔名完全是那个时候我们胡浪荡的产物，是青春的遗产。虽然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有一个笔名在这个时代是多余的，完全没有起到一个“笔名”在“笔名”时代的作用，但还是继承了这一遗产。因为，这已经成了我和我的诗歌兄长白马的友谊见证，是很容易想起的青春岁月里的美好往事。每当我使用起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们哥俩坐在下午的海岸上，自诩为“坐在太平洋上的两只天鹅”，想起和食指、孙武军、白马、汤养宗以及树才的弟弟陈骥才等一些优秀的诗人，一起在行伍中呆过的那个军港和海岛。当然，有时我也会面露愧色，觉得很是对不住舟山群岛周围的大海和天空，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这二者，我总是喜欢用“操”和“日”这两个字。这是很值得检讨的。是青春的错误。虽然冥冥之中表明了我个人在矮处渴望与一个更高、更大的对象激情媾和的愿望和对于内心的一头公牛的简单释放，也是不可豁免的。
杨勇：咱们谈谈你的故乡吧。平墩湖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近年来已因为你的诗歌而渐渐被外界所熟知。平墩湖肯定也给你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你在平墩湖生活了多少年？最难忘的是什么？最有趣的事呢？请你介绍一下它，说说故乡给你带来的一些见闻和感想吧。
江非：是的，“平墩湖”是我的一个烙印。它在我的血液中。因为那是故土，是我的父亲以及先祖还有我耕种和埋身的地方。我活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除了在部队的几年，我几乎都是在那里生活。在这个齐鲁大地上的小村庄里，我平时看到一人一物，都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会因此而去想一些很大的事情，并波及到遥远。比如我看到村街上那些围成一堆，在笑容中等待死亡的老人，我会想到什么是伟大的智慧。比如过春节了，家族里的人给先祖上年坟，伯父们为我们这些活着的后辈在一块长满杂草的坟地上画圈，分好我们未来的下土之地的时候，我会知道我最终将到哪里去。比如下午的田野，一片一望无际的稻穗，稻田上空几千里的天空上，只有一只野鸡飞过，我会理解到安静在肉身中的含义。等等。当然，我还可以跟随村里刚刚修好的一条水泥路看到更多，看到村子去了北方或者是西方。可以说，一个村庄太厚重了，厚重得足以把一个胆敢思考的人压死。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缩影。里面有足够的政治、文化、秩序、斗争、历史和未来。谁在一个足足有4000人的村子里生活，都会觉得是在一个很大的朝野之中阅读史书。当然这里面也不乏一个人的难忘和有趣。村庄里的人，从来就没有缺乏过情感和情趣。现在想来，我最难忘的应该是和我的外婆李秀真在我们的麦田里收麦子。我记得那好像是1988年，我有14岁的光景，我们祖孙俩一天收了二亩一分麦子，天太热了，我们中午没有回家吃饭，外婆带着盐粒，口渴了，外婆就舔一下那些盐，还让我舔了一下试试是否解渴，我舔了，但是并不管用。外婆说我鬼小心不到，给了我一毛钱，让我到很远的地头上买冰棍吃，并在买冰棍的路上顺便伸一下快要弯断的腰。我之所以永远地记住了这个麦收时节，我想正是因为我和这位闯过关东、爬过火车、进过匪窝、斗过黑熊、走过私、支过前的我心目中的伟大妇女的深厚感情有关。我的外婆李秀真给了一个无限疼爱但又处处历练以及对人的一生具有别开生面的认识的童年和少年。她去世的那年，我在浙江的兵营里哭了一个星期。晚上一个人躲在操场上抱头大哭。我对生命的理解也从此进入了巨大的虚无主义，并且一步一步加深，陷在里面再也没有出来。至于有趣的事情，在乡村里有很多，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有关乡村说书艺人的，一个是我在村子里的战斗。有一年秋收之后，村子里来了两个说书的中年人，一人一晚上，一个说《隋唐演义》，一个说《水浒传》，他们的说书和书本上以及后来收音机里说的都不一样，是纯粹的民间版本。所以，就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乐子。我记得，那个说《水浒》的有一天晚上说到了武松二进十字坡，孙二娘下了蒙汗药要杀武松取肉下锅时，这样来说孙二娘的一段心理活动：“母夜叉背起武松朝外走，突然觉到了有个硬棒戳腚沟。孙二娘心中好纳闷——咦，怎么人死了吊还活，一走就在腚上一搓戳”。我听了乐死了，第二天是村里小学一年级秋忙假后开学的日子，我光着膀子抱着板凳去上学，在课间又原文说给那些同学们听，正在高潮处却被一个女老师听到了，挨了一顿臭骂。但是我还是乐不可支。我觉得一个女人在杀人的路上还那么认真地保持着本色的敏感，简直是太好玩了。我在村里的斗争是和那些大人们下棋。一种平墩湖以及鲁南地区特有的“五虎棋”。在地上画一个棋盘，一方用石子，一方折断小树枝作为棋子，就可以开始博弈。在上小学的那几年，每年暑假吃过早饭，我几乎都会在村头的一块空地上画好棋盘，等着村子里那些下棋的高手，他们也会准时而来，一个一个，轮番和我下棋。在那时，这是我除了听书以外，最大的一个乐子。但因为总是我赢，村里的人来和我下棋的后来变得越来越少，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和自己下，后来我自己也赢不了自己的时候，只好失望地扔下了这个乐子，进入了一种没有斗争的抑郁和孤独。那些可以记住的乐子的远去，就像可以记住的悲伤一样，过去得都是那么快，现在想来，它们都在一本隐忍的纪念册上。所以我始终认为，“平墩湖”，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村庄，但其实那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是一个人情感、思想、和立场。是队伍的出发点。有形的平墩湖小，无形的平墩湖大。我向来认为任何一位作家或者是诗人的写作，都是在走回他的童年，所以，平墩湖也就必然地以一个特定的身份，行使着高度的权力，出现在了我的诗歌中。“三岁至老”，这句话，放在诗歌和任何的艺术创作上，我想都是不无道理的。“平墩湖”在某些时候就是一块在夜间奔跑的大地，不是我在走，而是它要把我带向远方。
杨勇：截至今日，你的诗龄有多长了？当初是什么促使你拿起笔来写出第一首诗？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对于你来说诗歌是什么？你想通过诗歌表达什么？
江非：从13岁写下第一首诗歌到现在，断断续续地写诗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来，说实话，诗歌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解决活着的孤独和缓解理想的绝望上，可以说诗歌起了很大的作用。单纯的对我个人来说，诗歌几乎已落实为一粒药片，没有针对性的疗效，但是总会在必要的时候释放足够的麻醉。但是我想你在这里问的还不仅仅是这一点，你很可能想得到另一个答案。所以我想接着说：诗歌就是“情怀”。在我前不久写的《一封关于诗歌话题的信》中，我也曾经这样说过——在我写诗以来，我的诗歌以及我写诗歌，就是一种“情怀”。是情怀的促使，也是情怀的结果。可情怀在我这里又是什么呢？……首先是对于生命所表现出的深度探望的欲望和爱，其次是对于生命的各种时间形式所构成的人类所持有的历史性的关怀和怀念，第三，就是对于我们的祖国、民族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所自动接受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这些话虽然说得有一些大，但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并且也是这些年来尽力去实践的。我确实不想“让诗歌回到诗歌”的去看待诗歌。这可能和我的认知经历有关。至于要通过诗歌去干什么。在那封信里，我这样说——我试图通过诗歌一直寻找的就是：“我们与天国的交界之地”和“我们与地狱的交接之地”。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对于隐秘和未知的迷恋、追问，对于幸福与痛苦的根源的挖掘。这一认识的产生，也是建立在我所钟情的那个诗人的“情怀”之上的。……不但如此，我还教育自己，发现、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最大的渠道。天人合一，是人在精神上调解周边矛盾的终极追求。充满天人合一的气息，也是诗歌的至高境界……我始终认为，“天”也就是自然世界与诗歌的关系是人与真理的关系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种。我们那些与自然界有关的生活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诗歌之心、写作之意诞生的根源，是诗人试图以微弱的艺术能动性影响时间、改造空间、创造秩序这一共同情怀的最终归属。……这就是一直以来诗人们所追求的具有典型中国艺术意识活动气质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自然生活对于诗歌的影响和诗人对于自然生活的迷恋，从诗经开始就从未停止……所以，我认为，人来于自然，还要回归自然，而那条回归的道路依然还在自然之中。开拓人的心灵出路、寻觅人的精神归宿、调解人的自我关系，正是诗歌最主要的职能……诗歌有史以来正是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了解、相互敬畏的一条迷人小路和简单温和的策略——而我长期切近的乡村自然生活以及对于庄子哲学的近年来在生命理解上的信赖，也正为我要去谋和这个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至于我为什么写下了第一首诗歌，我想原因和你以及大多朋友是一样的。在上中学的某一年，我喜欢上班里的一个“小娘们”（我上学时对于女同学的统称），所以爱情的慌张和忧郁就让我写下了第一首诗歌。那句话说得好：“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发情、叫春，应该就是诗歌的源头。并会以其变相的力量影响诗歌的一生。
杨勇：作为一个诗人，你觉得自己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对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你认为诗人的形象应该是怎样的？应当如何评价一个诗人？
江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声明：在我的眼里没有“一般人”。从来都没有。如果必须要有的话，我觉得诗人应该比“一般人”更一般。彻底地一般。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诗歌的要求，才会在一般之处发现诗歌的藏身之地。这也是我想到诗歌时对自己的要求。至于诗人的形象，一说到这个个话题，我的脑子里没有什么具体的可以概括的概念，只是眼前一下子浮起了在田间歇午的一个农夫，把他相悦的一个女子带到河边去交配做产仔事，事毕，边穿裤子边在嘴里吟唱“青青河边草”真好真好啊的情形，屈原在汨罗江畔徘徊在心里决定，为了他的祖国到底是跳还是不跳的情形，王维在一片落日中呆若木鸡的情形，杜甫在一所破屋里忙活着为邻居画一座纸上的房子的情形，陶渊明抗着锄头骂他老婆不会种菜是个菜鸟的情形，李煜嘴里念念有词吃着玉玺的情形，辛弃疾在灯下为宝剑除锈的情形，柳永被三千美人凑起来的银子埋进荷包的情形，闻一多为一个老娘振臂一挥的情形，徐志摩在若干小娘子中缱绻与决绝的情形，北岛在第比牛斯的地下印刷所，背着一条瘦瘦的短裤印刷册子的情形。我不知道，这些情形综合起来是不是就是一个诗人的形象，如果不是，那就还要有待研究了。但有一种形象，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那绝不是诗人的形象，那就是蹲在书斋里纯粹为写一首“诗”而扭曲着词语造句的形象。这样的货色，在诗歌中，形象历来不佳。关于如何评价一个诗人，那就更复杂了，应该是放在不同的考察体系中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这里我只想说一下我对“作品中的诗人”的看法。还是在那篇《一封关于诗歌话题的信》中，我这样表达过的我的认识：——情怀还影响到了我对诗歌的阅读以及我对诗人朋友们的考证上。我读一首诗或者衡量一个独立的诗人时，也主要是看有没有我所认为的那种情怀，如果有，我就是认为那是符合人对诗歌的要求的，如果没有，就很快否定了。比如，我读海子、李亚伟的诗歌时，就看见了一个诗人“对于生命的各种时间形式所构成的人类所持有的历史性的关怀和怀念”，读于坚时，则看到了一个诗人“对于生命所表现出的深度探望的欲望和爱”，读北岛，则是在复习“对于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时代自动接受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所以，“情怀”——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成了我判断诗歌与诗人的一个先行的标准，一把率先介入的尺子。在一个诗人的生命历程和时代因素所构成的不同的写作背景下去考察“他为什么写”“为什么写出了这首诗歌”，成为我判断、接近一个诗人、一首作品的唯一尺度、唯一通道。……如果不是要建立我所想象的那种情怀，不是要表达这种情怀，诗歌作为“诗歌”，作为“艺术”，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另外我觉得……一个丰富的生平会带来丰富的作品，而一个丰富的生平同样也是解读诗人的作品，从而让一个诗人“诗”“人”合一，爆发出无限诗歌力量的最佳钥匙。可以说，抛开了诗人所处的时代、诗人的一生，我们根本就无法去全面评价一个诗人，无法领会他作品的全部内涵。一个人的作品，有时候也正是因为他的一生，才具有了出奇的魅力……生平，不但是佐证还在一定意义上有力地补充了他们的作品。所以，我认为，要看一个诗人，还要看他是否有着一个“诗”“人”合一的一生。因此，我一贯提倡，诗人都要追求一个合乎作品以及诗歌梦想的一生，都要写出与这些梦想相一致的诗歌，而在研读那些看不出一个人的情怀与梦想的诗歌时，每一个后来者都要保持高度的学术、学习的警惕性。我们研究一个诗人，说到底，还是在研究他所处的那个人类历史时期，还是在研究那个历史时期的人的精神与情感、活动与秩序，是研究“记忆”……一个独立的个人诗歌体系的形成正是一个诗人成熟的重要标志。一个诗人，他的作品中，必须具有诚实的陈书情感，娴熟的表达技艺，尖锐的思想倾向，鲜明的发言立场，与对立高度统一的境界，与天下拥抱而爱的胸怀。一旦具有了这些，并借助了一个形式的体系——语言书写体系或者是我们已经说过的“符号体系”——表达了出来，我个人就认为，他是优秀的，是在借助诗歌这个工具在代替“我们”与自我发言。所以，我在看待、领会一个诗人时，往往很少去关注他的哪一首诗歌写得好、哪一句话写得好……我更看重一个诗人是否建立了一个自成系统的个人诗歌体系、个人诗歌王国，是否创造了一张完整的个人诗歌地图，然后去在他的王国或是地图上体会一个诗人无处不在的思想与诗意的“气息”——我想，这就是我要对于一个诗人所作出的同行评价。
杨勇：你满意当下的诗坛现状吗？有怎样的看法？请谈谈你对当下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一些感想。你最喜欢当代哪几位诗评家？
江非：对于当下由四代人所构成的诗歌创作现状我个人很欣喜，但是对于诗坛我一直以来保持着警惕。需要警惕的地方有很多，比如门牌过多，比如一些前辈对于对于不跟随自己的后辈的沉默甚至因为路线、心胸等问题的攻伐等等。但我最不理解的一点，还是诗坛在某些时候所显示出内部之中“混坛”的奴性。一棵大树长在那里了，往往直奔而去，腆着似乎是同样的趣味，去乘凉的人很多；一面旗子竖起来了，欢呼雀跃，抱着似乎是类似的作品，去抱旗杆的人也很多；而有一些树与旗也因此向他们提出了“你必须像我一样写诗的要求”。这样的诗坛行为，在短时间看来，那些奔去的人似乎是分到了树荫、加入了旗下，可以在合众中成一时之快，但是只要放长一点眼光看，我们就应该看到，这完全是正中了树与旗的下怀。多年以后，除了那棵树与那面旗，人们还能看见其下的什么呢？所以，我个人一直主张每一位诗人在参与当下的诗歌与诗坛建设中，不论是在人格还是在精神所影响到的具体创作上，都要保持高度的独立精神，可以结下深厚的诗歌友谊，但万万不可以牺牲独立、焕发奴性为代价；主张“怀着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在不同的诗歌道路上”。而且我觉得那些在树上和旗上，具有了一定的诗歌话语权和活动力的人，也不应该以统一的诗歌趣味，让更多具有未来的诗歌创造才华的人，盲目地围绕在他们周围，以给予他们短暂到甚至是一句口头赞许的诗坛利益为蛊惑，让其大呼万岁。这是对诗歌朋友的不负责。是在自己的沾沾窃喜中对于一种流派性诗歌创作在跟随与盲目中的奴性的豢养。而这样的奴性，和那些无关痛痒地写着“诗歌之中的诗歌”而在写作中呈现出来的“不及众”的诗学奴性，危害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那些去了的，以及还打算要去的朋友们，都应该注意这一点。一条路上，只有一个人可以死去，也可以只有一个人生来。但是，在当下，很多路上已经冤魂密布，而另一边尚有好多道路无人去走。这样的现象，让人很是为那么多诗歌才华的无效浪费觉得可惜。至于诗歌创作与理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有两个。一个是与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的关系，另一个是与外部理论的关系。对于前者，我认为至关重要。一个人经过了一定时间的诗歌训练之后，如果进入了一种自觉地诗歌写作和关乎更多的诗歌思考，必须有一个自己框架性的理论指导自己。这个理论可以不是很完善、不清晰，甚至是错误的，但必须有。至于那些完全独立与创作之外诗歌理论论，说到自己的看法，在那篇《一封关于诗歌话题的信》中，我曾这样说——由于对严谨学术那一块不是很了解，也很少看到那些从事严谨学术研究者的著作，所以我只能从我的印象中和说一说我个人对于“诗歌时评”的看法……我想说的是：当下的诗歌评论已经基本上是懒惰的、无能的、附庸的。这句话有些偏激，但我确实觉得如今的诗歌评论已经只会跟着“诗人”们的创造，只会去捕风，连捉影的能动性都已经丧失了。诗歌评论的惰性，已经让当下的诗歌评论陷在表象之中，陷在“派”、“代”、“团体”这样的词中拔不出脚来。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一些诗歌评人，他们根本就不去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下的诗歌创作，好多事情大多都是听来的，一旦听来，就马上使用了。他们的文章，大多数也只是应景之作，只是在“诗歌”的范围之内评论一下一个人的几首作品，一个“派”里的几个人，或者是抓住了一种简单的现象，赶紧写篇文章拉进他的一个片断式的诗歌随想之中，凑凑热闹了事。与创作现场大多数诗人并未想着要建立一个“创作体系”一样，大多数的评论家并未想着要建立一个博大的个人诗学“评价体系”，并不想像海德格尔评价荷尔德林那样，把诗歌带出“诗歌”，把一个诗人在内心的发言交还由哲学、史学、美学所构造的整个精神世界。当面临“个”、“人”这些概念时，他们几乎是一片茫然，发出的声音依然是“诗歌诗歌”、“语言语言”、“艺术艺术”。这些声音听起来刺耳而令人无奈，甚至有一两个能发出清越之音的人，也被他们淹没了……好多优秀的诗人的那些优秀作品，还要平静的在失望之中期待于未来，等待着那些能避开“表象”，发现“意志”的人，那些既能站在高处归纳过去，又能看到未来的人。那些由外到里的人。——这应该是大家所共同看到的一个多数派的事实。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事实，我想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有社会的原因，有学术传统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当然，在一些熟悉的生于70年代的评论家中，也有很多我个人喜欢的人，比如霍俊明、张桃洲、荣光启、张立群、江涛、胡亮等人，他们在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热情，值得信赖。
杨勇：“我是人间必要的天使，因为从我眼里，你重见到了人间”。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诗人史帝文斯向人们这样表达他对自己诗歌的理解。他“以自己人生的一种方式对所关注的事物进行情感上的关怀”。于此，你作何感想？请谈谈你对自己的诗歌以及诗歌创作的一些看法。
江非：是的，关怀。我想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正是通过诗歌这一特定的精神形式而对自我、我们实施的情感关怀而让人把人改造成了自己。在艺术门类中，诗歌几乎是独立于艺术这个概念而单独存在，它的个人史几乎把它放置到了和宗教、法律等同等的历史位置和精神高度，并且在不断地和后二者进行着隐忍的对抗，而让人始终在历史的汪洋中保持了一颗跳动的心。可以说，人类的心，正是因为了情感和理想而跳动，而诗歌则让这跳动更加优美而动听。在人类的精神历程中，诗歌从来都在场，并且积极地行使着抒发、启示、教育、记录等符合心灵能力。诗意与诗歌，不仅是某个人的人生方式，更是整个人类的存在方式。人对其他事物的关怀，其实正是对自己的关怀。还是在那封信里，我曾经这样给自己说——诗歌就是“风，雅，颂”，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所以，诗歌所当然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①史学性，②社会学性，③艺术性。也就是当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记录的方式而呈现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并选择了新鲜的言说方式进入了文明的第二史册……2004年以后，我甚至把大部分的诗歌精力都放在了“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和“对于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所自动接受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上。……到了2005年，我甚至极端地给自己提出了“诗歌工具论”，极端地否定了“诗歌之内的诗歌”、“文学之内的诗歌”、“艺术之内的诗歌”，把诗歌完全定位于服务于构成“情怀”的这三个方面的一种“精神工具”，以“诗歌不是诗歌”的论调在内心去激烈反对“针对诗歌写诗歌，讨论诗歌”，反对讨论一首诗歌时马上去说“这首诗歌写得怎么样，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形式”，而不是关注“在写什么，为什么写”，不去关注、揣测一个诗人写出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从而更加反对所有建立在语言追求论以及艺术格调论上的各种讨论。在我看来，这些类似的讨论，都是舍本逐末，都是知识判断触角的极端萎缩，是把诗歌当成了语言的消遣，而不是在通过语言这种符号把一个人最主要的情怀、关怀付之于可述，从而忽视了它服务于我们以及历史、社会、精神的工具性。——我想，这就是我前几年的诗歌，或者说是我在前几年自己对自己的诗歌教育。当然，这只是一个历程，是我自己设想的个人诗歌习作的一个链条。不过，现在这种诗歌认识依然作为精神在笼罩着我。并且让我在具体的习作过程中，回到了精神本身。
杨勇：你的诗歌文本赢得众多的读者，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了诗坛的推崇和注目，你觉得是你诗歌里的什么因素造成的？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位成熟的诗人了吗？有人说任何杰出和伟大的诗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诗学难题，那么，你遇到的诗学难题是什么？如果有，你曾经想过放弃吗？你是如何找到难题的归属来完成超越和突破的？
江非：说实话，我至今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诗歌有什么大的影响。对于真正的读者，我有一个特定的定位，那就是起码要小于自己30岁的孩子们，而现在算来，他们似乎还认不了几个字。所以，我一直把现在的阅读和被阅读都作为是同行之间，在一个时代的相互交流，大家的这种阅读与交流，都不是真正的读者在读。而这种交流现象的产生，我想这不是我个人的现象。这几年来，有一个现象你可以能已经注意到了，这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生、长于齐鲁大地的一大批诗歌同仁的作品，都受到了大家热切的关注，这里面有朵渔、孙磊、韩宗宝、邰筐、朱庆和、周公度、白玛、宇向、粉灰、薛舟、盛兴、马累、马知遥、李红旗、老了、轩辕轼轲、辰水、东岳、王有尾、徐颖、田暖、李云、于贞治、牛耕、严冬、陈亮、徐俊国、邹洪复、刘瑜、孙梧，等等。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诗学领域中取得了耀眼的诗歌成绩。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诗歌时代，这些齐鲁后人会写出令大多数同仁认同、喜欢的作品呢？这仅仅是一个诗歌内部的问题吗？我想还不仅仅是。在诗歌的后面，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那就是和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关。在经过了近30年之久的物质索要之后，我们的民族正在慢慢地回到精神要求上来，而这个精神要求最终还是指向了“大道”、“大德”、“大美”的。这无疑是齐鲁大地得天独厚的，是每一个齐鲁后人在孔孟文化（包括孔孟文化极致演绎后的水浒文化）的氛围中，从小就耳濡目染、进入骨子里的。或许你仔细研究一下，很快就会发现，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诗人，虽然他们在作品表象上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但是在诗歌的精神伦理的归属上，却都归向了同一点，这就是对于道、德、美和真实、诚挚的强烈钟情，而这也正符合了这个民族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需求，也就相应地符合了诗歌史自身的要求。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为什么齐鲁后人的作品在这几年被大家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背后原因。是这个原因决定了为什么。当然，这只是一个不成熟的认识，就像我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的诗歌已经成熟起来一样。对于诗歌，我一直害怕那种一成不变的所谓“文本”上的“小风格”，而告诫自己有一个体系性的东西在等着自己。我觉得，一个人写作，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实验的过程，只要写，就是在一个大的体系中不断的去寻找更多的诗歌可能。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地为自己揭示那些可能的诗学难题，并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哪怕到了最后，只能像周伯通一样，左手打右手，也要继续干下去。这是一种乐子，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种自逗乐。当然，和上一个问题一样，这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诗歌内部的问题。诗学难题，永远是认知的难题。是我们认识世界存在、自我遭遇以及历史、文化、时代等等所遇到的迷雾。这样的迷雾，我想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思考。而走出迷雾的唯一办法，也就是更加深入地思考。在更大、更远、更高处的思考。
杨勇：中国新诗从诞生以来，诗人的目光从没有离开过城市。你的诗歌题材多以乡村为着眼点，即便如此，吴思敬先生也认为，你在经受了城市文明洗礼后，再回望农村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城市为参照。按我的理解，这是说你一些关于乡村的诗歌与以往那些作品相比具有了某些新鲜的因子和微妙的变化。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也请你谈谈自己的理解。另外，你是否赞同按照题材把诗歌分为城市诗，乡土诗，打工诗的做法？顺便也请谈谈你对口语诗的看法。
江非：我个人历来主张对于具体诗歌，理解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因为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一直在转述那个我们并不敢确定的存在。所以，对于我的诗歌，任何说法和学术批评，我都是乐意接受的。但对于我与乡村或者是与那个具体的“平墩湖”的关系，我想说一下我的想法。还是在《一封关于诗歌话题的信》中，我这样解释——“平墩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我的自然世界、出身、童年、少年、记忆，我的亲情、血缘、根基、立场、动力，还是我的未来？是中国众多村庄中的一个，还是农耕文明消失的一个缩影？是一个现实的代表，还是一个梦想的典范？我想，这些都是的，都是大家已经注意到的……但说实话，当初我在选择“平墩湖”时，我并没有着重考虑到大家后来所说起的这些，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想为自己的诗歌体系建立一个确切的“文学符号”，让诗歌在这个符号之下显得真实可亲，从而缩短诗歌的放射力所要走过的路程，以便亲切诚实地把所要传递的诗歌信息简便快捷地送到读者那里。所以，“平墩湖”从一开始，在我这里，就是一个“符号”。我从没有期望这个“诗歌符号”能告诉大家一个真实、具体的中国乡村的当下现状。相反，我期望的是，我能在这个符号之下借助于诗歌，尽快地展开、实现我对更为普遍的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命所表现出的深度探望的欲望和爱”、“对于生命的各种时间形式所构成的人类所持有的历史性的关怀和怀念”、“对于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时代自动接受的一种知识人分子的角色责任”以及“对各种世界关系的确认和求证”。我只是在借助于这个符号对以上种种在进行思考、冥想、喊叫，甚至是在虚构。我期望“符号”“平墩湖”之下的人，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符号平墩湖”之下的那个村庄，是一种人类各种社会、历史以及未来栖居状态的一种模拟。我要在“平墩湖”中说出的，还是我对于诗歌认知中所关注的那些根本问题……如果仔细读过了，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诗歌实践中，我都一点儿没想沦陷到某个具象的村庄里去。虽然说到它时，不管是对它的自然概念、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我都饱含深情，但是这些深情还是来源于对那个更大的人类社会在内心全盘关注的“情怀”……诗歌是我认为的一种“工具”，那么，“平墩湖”在我这里必然是这个“工具”的“工具”。是一个故意设置的“诗歌符号”。——我想，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些习作虽然披着乡村的外衣，但并没有沦落进泥泞的一个原因。读起来，也可能会在感觉上有一些不大一样。至于把诗歌和诗人分成这样或那样的类，我觉得是一种很机械的做法，是没有任何诗学意义和诗学前途。身份和题材与诗歌有关，但绝不是本质关系。大家要去研究诗歌，我觉得还是要进入那些更本质问题为好。不然，很可能在简单、机械、懒惰的促使下，一无所获。至于“口语”和“非口语”，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它们知什么。因为我个人20年来从来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如果以后碰到了，我们再探讨吧。在中国写诗，我认为只有汉语、诗语再加上方言的节奏就够了，语种多了，反而不好。
杨勇：你曾经说过，“哲学才是我真正看重的东西，文学是在表达我的哲学，求证其努力罢了。”我对这句话很感兴趣，能具体谈谈吗？对爱与死的永恒关照，是文学艺术的终极命题。你在诗歌中对死亡的描述和判断大大地超出了一般人。那么，你如何看待生与死这个严肃的话题？
江非：是的。我的大多数思考兴趣一直在哲学那里，在我的每一首诗歌习作里，也基本上都体现了我的这种趣味。这可能是我小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个毛病。我始终认为，诗歌思考只是人对于世界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是对于哲学思考暂时不能清晰到达的那一部分的瞬间补充。所以我没事的时候最大的个人乐趣还是对那些简单的哲学命题的独自冥想，在想的过程中，捎带着写写诗歌。这自然也就决定了我对诗歌的另一个基本认识，在那封信中，我说——诗歌也应该是对各种世界关系的确认和求证，但努力方向截然相反，它不是让各种关系更为明确、清晰，而是让它们更加模糊、错杂。这样，就要相信辩证法。就要用辩证法找到事物之间的矛盾，打开诗歌的通道，进而找到万物之间那种比数理定律更让人在感情上、精神上所乐于接受的和谐……诗歌其实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诗人在寻找这种关系时和那些自然科学家们唯一的不同是忽略了时空，解除了时空的限制……其实，每个人出生以后，所面临的产生困扰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是谁？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是我们对于个人生命的发问，也是对我们所参与其中的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发问。而诗人天生就负有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使命。去发现“我们与天国的交界之地”和“我们与地狱的交接之地”各在何处，就成了这一使命中最主要的部分。而当我们一旦行使这一发现时，就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获得感情上的满足，并且可以依据这些发现被诗歌带到一个更合情、更合理的去处，把温暖送给灵魂，把知识送给思想，把力量送给革命。可到底什么是“我们与天国的交界之地”和“我们与地狱的交接之地”呢……在我看来，应该主要是指我们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我们与我们之间的矛盾。天国，其实是被客观世界更大程度上掌握的那些未知；地狱，其实就是更多地被我们所掌握的这些已知。天国，包括自然、情感、意识等等，是幸福实现的主要途径；地狱，包括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等，是痛苦产生的主要通道。但无论怎么说，它们都是一种要和我们发生的关系。诗歌的使命，就是要发现这些关系，然后把这些关系解释得更加合乎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所以在这些诗歌之中，我……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世界”、“时光”、“死亡”这些“大词”。我觉得……诗歌，就是奔向那些“大词”的所在之地的，是诗歌走向哲学性的必然要求，根本就没有必要忌讳什么。——这就是我说那句话对我自己的意义。这个意义无疑让我的诗歌永远纠葛在与我们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上，其中，就有生与死。“怎么生”和“何时死”、生与死到底对于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这些问题，困扰了我懂事以来的几十年。但是几十年，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标准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带给我们的思考总是那样复杂，以至于我不得不用诗歌一次一次地去表达、去探讨。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它们没有结论，在这首诗里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在另一首诗里，可能又是那样的。臣服于时空与对立于时空，都显得不是很合适。好像除了爱，我们没有任何的方式来挽救我们被这两个概念的无情统治。面对它们，我们的自由是那么的有限，我们的心灵是那么脆弱。在生于死之间，其实我是一个游移分子。所以到最后，我只好把个人生死放在了整个人类的生死中去思考，而坦然接受庄子的生死观。用虚无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得出了生命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盲目中，实现短暂的部分意义的过程。认为个人都是为人类而牺牲的，独自而论，毫无意义。至于人类又是在为谁而牺牲，我说，只有鬼知道。
杨勇：阅读你的诗歌，很容易就能发现你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了营养。请你谈谈你对中国传统诗歌与古代诗人的看法。你最喜欢的古代诗人是谁？
江非：中国的古代诗歌对我影响很大，在趣味和形式上都能看得出来。而且，它们对我的个人影响还不仅限于对诗歌的理解和写作上，更多的是涉及到了对于人的理解。但我一直以来是在精神上的一种潜在的领受。在汲取与借鉴上，我一直这样强调。我始终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借鉴西方传统时，就要把我们的诗歌写成“翻译体”，在借鉴中国的传统精华时就要去“白话诗经”。我认为这都是很低级的借鉴与吸收，不符合诗歌所要传达给我们的那些艺术与精神品质。在说到古代诗人与诗歌时，在那封信里我说——在那些古代诗歌中，我最喜欢的是《诗经》、《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喜欢那里面的气息与旋律。古代诗人，最喜欢的是王维，然后是杜甫、曹植、屈原。喜欢王维是因为他在诗歌中表现出的人与自然融合的努力，喜欢杜甫是因为他的忧患与批判，曹植是因为他语言的硬朗和眷顾，屈原是悲壮与宏大。李白，我只喜欢他的诗歌，但是不大喜欢他这个人……对于那些古代的诗歌作品和诗人，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我们汉语诗歌的最终的源头与榜样，只有不断地读他们，才能养成我们中国诗人所独有的“情怀”。——我必须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和西方的所有民族都是不一样的。那是血脉里的不一样。因为，事实如此。所以，在中国新诗完成了对于西方诗歌的百年横向借鉴之后，我认为现在必须回到我们的纵向传统中来。接受古典传统的再教育，到源头上去寻找语言改造的秘诀和思维展开的方法。古代诗歌是到了乐府诗才出现了大量的叙事和戏剧性的，我们的新诗在本世纪初才刚刚结束这一训练，从乐府诗到唐诗，你说还有多少年？新诗要发展成一种真正适合我们的汉语、我们的这民族的诗歌形式，也许还有很长的时间。也许我们依然是在最初的探索中。而在接下来的诗歌实践中，我们不抱着自己的时代回到古典与自己的传统，又能到哪里去？
杨勇：阅读对写作的作用显然十分重要，跟我们说说你的阅读情况吧。你读得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书籍？经常浏览的有哪些诗歌网站？最为看重的是哪几个？你重视诗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吗？有没有固定的写作圈子？如何看待写作的圈子？
江非：读书是一个诗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科目。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写诗，而是一种认知和心灵的需要。我以前曾经读过很多书，当兵的时候，部队里有一个3万多册的书库，里面都是各个门类学科的经典，我利用工作之便对于感兴趣的书籍几乎翻了个遍，不过都是一知半解草草而读。而且不知道为什么，21岁之前我看书过目不忘，到了后来却看了就忘，一本书看完了，最后只能记得作者的一个大想法。所以到了后来，我干脆就不去读很多的书了，只是一年看一遍《庄子》，还有一本《古诗源》，我也经常看。不记语句，只感受气息。网上的诗歌网站有几个我经常去，比如《扬子鳄》、《诗江湖》、《诗生活》、《北京评论》、《天涯诗会》、《广东诗人俱乐部》、《若缺》、《北回归线》等，去了只是看一下动态和看有没有新鲜的诗歌，有时候自己也贴一下诗歌。但是我认为诗歌论坛的网络时代已经过去了。诗歌本来就是一项寂静的事业，网络博客的后来出现，为这种寂静提供了可能。诗歌博客，应该是网络为诗歌在网络时代提供的一种最好的载体方式。所以说，眼下诗歌在网络上已经是一个“博客时代”，大家已经对于论坛心生疲倦。对于交流和圈子，我在《一封关诗歌话题的信》中，曾经这样说——一个诗人一定要曾经在一个“圈子”里，哪怕这个圈子几年就解散了。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圈子才是朋友们之间交流思想与争议看法的地方。那种氛围，会让坚持的更加坚持，模糊的更加清晰，从而塑造一个诗人的性格和诗学秩序。这是好多的成长经历已经证明的了，古今中外，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对于一个“圈子”的促成和有效，我认为要有那么一个灵魂式的人物。这个人，要向圈子里提供关于诗歌不成熟但是真诚、新鲜的理论、思想和理想以及激情。另外，我觉得，圈子还会让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除了自己写诗以外，去做一些关于诗歌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还是比较重视交流的，在浙江和回到临沂后我们都曾经有一个健康的圈子，不过交流仅限于和长期在一起的朋友，对于远方的朋友就很难了，因为很难碰到一起。朋友们都知道我和诗人刘春的哥们感情笃厚，但是我们却很少交流一些诗歌的话题。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杨勇：你的诗歌具有内在的旋律美与节奏感，请问你如何处理诗歌语言？谈谈你对诗歌语言和结构的有益探索吧。
江非：我对诗歌的语言很看重。因为在我这里，语言从来不是简单的言词问题，而是关系到了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是一个诗人认知力和和由认知力而来的想象力的结果。对于想象力，在那封信中，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它是让诗歌意图得以成为诗歌的灵魂性工具……所以，我向来觉得，想象不仅仅是诗歌内部的事情。想象力其实也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诗歌才能。想象与想象力其实是我们找到那些事物关系的唯一意识途径。想象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认知力。对于那些隐秘和未知，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做到，也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取消时空的限制，显示出诗歌的魅力，显示出人作为思考主体的精神魅力。所以，我认为，想象力也应该是检验一个诗人及其作品的重要标志。从诗歌作品想象力的测定中就足以观察出一个诗人的认知力量，观察出他对于诗歌去发现、整合我们的外部关系以满足我们的知识需要和灵魂需求的懈怠与积极。另外，我认为想象在诗歌作品中的重要性，刚好也反证了诗歌是什么，诗歌要去干什么。为什么那么出奇的想象会在诗歌中让我们觉得合情合理，在感情上接受，在理智上认可呢？我想主要还是因为，诗歌正是要去对那些通过想象得来的各种关系进行认证，那些关系也是在诗歌之前就已经确实存在的。诗歌作为一种认知的载体与工具在诗歌史、文学史中的发展变化，其实也正是我们想象的对象和想象侧重的转移和变化。——所以，当语言作为体现这种想象力和认知力的唯一工具时，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言词问题了，而是要鲜活地体现一个诗人在对岸的发现，并要告诉我们那可能是什么。因此，我对于诗歌语言的要求一直是：尖锐、准确，有一股基于认知力的基础上的语言霸占，而更看重在简单与熟悉之中的语言创造，反对那些枯燥扭曲、言之无物的“空对空”、“鬼打鬼”。我觉得，那样的语言方式，刚好说明了我们在具体的认知上还有很大的距离，没有摸到大象，只能以墙皮言说而代之。对于诗歌的旋律与节奏，我想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来源于方言的。我在心里默念自己和别人的诗行时，从来都是我们这里的方言，也只有用这种方言的语调、节奏、语速，我才能读进去或者是写出一首诗歌。至于我老是使用的这种节奏，我想我是被童年时代的一次听方言戏或者是听方言书所得来的旋律（或许就是山东快书的旋律）给控制了，有时候，一抬笔就来，想改都不改不了。后来，干脆不管了，认为做为一个标志性符号，也没什么不好。
杨勇：从你近期的作品来看，毫无疑问你是一位对自己的诗歌很有信心的诗人。你不断努力构建个人诗歌体系，出于何种考虑，你最终把“诗歌九部书”定名为《逍遥游》、《草间令》、《沧海雀》、《英雄帖》、《短歌行》、《箜篌引》、《沂州辞》、《长亭赋》、《欢乐颂》呢？《英雄帖》这首长诗，是否揭露出了你的一种英雄情结？这首长诗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英雄主义者的无可奈何，这似乎昭示着什么？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说？
江非：与其说是信心，还不如说是苦心。与其说是构建，还不如说是理想。我想大多数诗人应该和我一样，都会有一个关于诗歌的理想。因为，这其实不是诗歌的理想，而是一个人对于生命的理想。你所提到的我理想之中这九部书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历程。是我觉得自己或者更多的人都要经历的一个精神历程。从《箜篌引》开始，到《逍遥游》结束，是一个人从自然到尘世，然后又回归自然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有歌有吟，有徘徊有犹豫，有壮怀激烈，也有悲悲切切，有随波逐流，也有倒戈一击。具体说起来，很复杂，这里就不说了。单单说到《英雄帖》，我承认那是我想发出的一声预言，是对于秩序的一种内心反驳。那是一个人置身于群体性的孤独、尴尬、愤怒所致。也是我的外婆多年前给我的一个情结。但是这个我也只能说出这些，多了，就不能再说了。
杨勇：作为一名70后诗人，你如何看待这一群体？你认为80年代的诗歌状态比现在辉煌吗？为什么？对于未来的诗歌，你又有什么看法？
江非：要看待70后诗人，我认为还是要先看我们这整整一代人。因为70后诗人只是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以诗歌的形式出现的代表，是一个部分。那么，这一代人是一个有着怎样的历史遭遇的一代人呢？简单的说，我想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尴尬”。我们是“尴尬的一代”。是对于丧失政治的集体狂欢的尴尬、是对于价值标准不断随着时代的转型而发生仓促变化却来不及适应的尴尬，是怀着知识分子的情怀却被民众不信任的尴尬，是写着诗歌却在一个如此的文学境遇中的尴尬……，所以，体现在诗歌上就是针对于这种内心尴尬的挽歌、迎接、停留、沉潜、规避和反抗。单纯的在诗歌上，与上几代人相比，我认为，这一代人的最大贡献，是进一步解决了诗歌与时代的直接关系，并且尽量地恢复了诗人应该具有的知识分子勇气。你比如谢湘南的以生命事实记录历史交割，沈浩波的以身体现实反对精神虚构，等等，都是很成功的例子。而在这一代人之前的上两代人的诗歌中，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大部分诗人想与时代发生关系，都不是那么直接，想做一些勇敢状，也只能小心翼翼，时间一长，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去写只属于“自己的诗歌”了。还有一点，就是70后诗人在上个世纪末出线后，一直到现在的近10年之中，很有意义地完成了一次对于上一代诗人也就是“第三代诗人”之后的一些诗人的反哺，向他们提供了新鲜的诗歌思路和诗歌情趣，让他们的整体创作在一个充满活力的诗歌参照系启发之下，焕发了第二次创作生机。这从一些生于60年代的诗人的创作中清晰可见。这在诗歌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在命名以及引起关注的顺序上，都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倒置现象。这值得大家研究。当然，我们也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代人面对精神和崇高的自甘放弃，看到无所适从的尴尬，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伤害。对此，霍俊明有一部正要出版的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论》，里面的大部分观点我个人都极为认同，到时候，大家可以系统参阅。至于未来的诗歌，我在《一封关于诗歌话题的信》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我……只能说到我所观察的一些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朋友们的诗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他们这一代人，已经自觉地把诗歌领回了“精神”和“崇高”，对于在诗学表现上的“第三代后”的“向虚向弱”和“70后”的“向下向低”自动进行了无情的免疫……如果说按照社会历史的影响和发展来说，他们这一代人应该在思想和生活上是更 “向下向低”的，那为什么却在诗歌上表现出了如此的“向上向高”呢……这些直接从“天鹅”时代学会了低沉、旷远之鸣的“布谷”们，他们并没有屈从于他们的生活和成长史，而是直接针对诗歌发出了高亢之音，并且随着他们中间真正富有才华的人慢慢出现……而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的真相——我个人渴望这是一个事实。我相信这也符合我们精神世界发展的规律。至于目前的诗歌境况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没法断言，因为我毕竟没有亲身经历那个诗歌时代。那时候，我正在和村子里的人们下棋取乐呢。
杨勇：你对现在的写作状态满意吗？如果可以选择，你希望过一种怎样的理想生活？如果有一天不再写诗了，你能接受吗？
江非：满意。因为我从来没有要求一个必要的诗歌写作状态。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生活，我想我的理想有多种，可能会和一个叫荆轲的哥们在易水河畔练练剑，然带着他不去秦国，而去一个山寨，也可能会做一个渔夫或者是铁匠，屈原想不开，就把他捞上来，陶渊明来修理农具，多要他几吊钱，或者干脆就和外婆一直在麦田里收麦子，她舔她的盐粒，我舔我的冰棍……但是这些还能有吗？理想，对我来说，早已经是尴尬。而如果有一天不再写诗了，我肯定也会接受。那说明时候到了。是的，那是该到的时候，到了！
杨勇：这个访谈占用了你很多的宝贵时间吧，谢谢你！祝愿你心想事成！
江非：也谢谢你。谢谢你在这里因为诗歌所提出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的回答肯定有一些是错误的，错误之处，请让我在以后慢慢接近“异乡”的思考中，再继续修订吧。你提了这么多的问题，作为回敬，我在这里也留一个问题给你吧：大地无限大，我们活到哪一天？大家因为诗歌而相互温暖吧！谢谢。
2007年10月3日
平墩湖
今生，我注定要对这个村庄歌唱
歌唱它的泥土
歌唱它的月光
歌唱它的秋草枯败
蹄羽穿行的田间小路上
尘土飞扬，人丁兴旺
有一些事物
我已对邻居家的孩子说过了
我还要给那些草原上的孩子指出它们的光芒
我还要让非洲的孩子
非洲以北
欧洲的孩子
以及小姨家读幼儿园的孩子、表叔家上中学的孩子
看到它的乳房和悲伤
就是这个国度，就在这个村庄
多年前，我在那儿翻土种粮
如今，芳草萋萋，墓碑空望
人们怀念那些逝去的岁月啊
就把青草和泪水，放在我的前额上
在傍晚，我爱上鸽子，炊烟，和白玉兰
我爱上鸽子的飞翔，炊烟的温暖
和心平气和的白玉兰
我爱上炊烟上升，鸽子临近家园
白玉兰还和往常一样
一身宁静站在我的门前
在夜色中，在平墩湖的月亮升起之前
它们分别是
一位老人对大地的三次眷恋
一个少年在空中的三次盘旋
和一个处女，对爱情的沉默寡言
在一些坏天气里，我有时会到稻田去
有时，我碰上一群孩子
他们用心地捏造着另一个世界
用那些路边采来的新泥
有时，门口的小河涨水了
漂满枯草和叹息
到了傍晚，父亲赤脚从河里上来
就脱下一件破旧的雨衣
在一些坏天气里，有时我还要经过
一片红麻地
我还会爱上那些雨中的空瓶子
打开房门，我努力地伸开十指
雨水从天上落下来
偶尔，我也会抓住眼前，这温暖的一滴
那些散落田间的坟墓多么美，多么深
晒干后我亲手堆起的那些稻草垛
多么暖，多么近
挣断绳子，甩起蹄子
冲下河岸的那头小母牛
它有多么热爱水闸边上的那片小树林
屋顶是多么的蓝
上帝是多么的远
我怀着一腔仇恨，我推开大门
走出一座日渐消瘦的庭院
落日已割破了这个世界的喉管
我是多么地热爱、热爱
这个平墩湖与天国交界的傍晚
啊，我是多么地热爱、热爱
这个平墩湖田间的水罐
这个平墩湖搭成的
从黄昏到深夜的斜面
秃子一样的一大片稻田
遭受着落日的审判
水田的尽头，密密匝匝的芦苇
像一道隐秘的栅栏。在被挡住的部分
光线隐讳而神秘
两只鸟儿都是可爱的。俱乐部宽阔、明亮
掀掉房顶的教堂里，忏悔的乐曲
有一个天使，很快爱上了
高处的乡村牧师
在往年的一个秋天
一个热爱捕鱼的左撇子
肯定曾经披着他的渔网
闯进过这里。如今
捕鱼人已经走了。水边留下了一朵
无人采摘的苎麻。留下了
孤寂、忍耐、落日，扑朔迷离
漫长的一生，一年四季的旅途中
也许我们都想坚强地忍住回忆的泪水
从没有谁再悄悄地来过这里
只有我，只有我一个人
有一颗这样的心
只有这样一个长满荒草的院落
被人遗忘
又被人怀恨
在秋天、衰败，和落日的中心
在麻雀、乌鸦，和蝙蝠栖落的这个小镇
那么多人从这间即将倾塌的屋子后经过
是那么多冷漠的人
只有我一个人，说出这间屋子里的亡灵
像一个絮絮叨叨的掘墓人
我不相信，一个人会这样孤独地衰老
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镜子、梳子
甚至口红，和小刀
我不相信，一个人会这样永远地衰老下去
没有任何人去阻止。没有墓碑、照耀
孩子们拔去坟头上的荒草
多少年我一直是这样看着眼前
这条狭窄的田间小道——
每年最后的一片稻子被谁砍倒
突然起飞的麻雀又是谁送给天空的冷笑
又有一个人离去了
活下去的人依然拥有这个小村的一角
我开始仰望天空
我开始相信清晨的天空肯定会有什么
掉下来
而不是带走。
我开始到河边去
看那些妇女把去年的被面抱出来
在河水里一遍一遍地搓洗
一天傍晚，我终于释放了
那只委屈了一夏的蝈蝈
当我小心地捧着它走向田野
还迎面碰上了
那么多装满干草的马车
我在想，这片草地，肯定有它的边界
就像春天，一直活到了这个秋天的傍晚
这个世界的动，肯定要停止
就像这个奔跑的男孩，停在了母亲的跟前
当草地到达了傍晚，瞎子一样的树木
只能和根交谈
春天越走越远，就这么碰上了高压的地平线
一张薄薄的纸！它的容量
是多么的有限
多少人写着写着，就这样触到了尘土的边缘
在南风吹送的田野，有多少庄稼
在一天一天地熟败
在南风吹送的田野，我看见了
偷偷出土的小草是那么多
那么多的事物需要浇灌
那么多的心灵需要满足
那么多孩子天天很早醒来
以便赶上这个生长的季节
在南风吹送的田野，世界是这么的宽大
烫热的岁月这样轻地与人们擦肩而过
我问自己：沿着刚刚湿水的稻田一直走下去
你最远可以找到什么
我已不想窥测天空的深度
空空的天国里，是那么的空荡
我不想再去揣测
老天爷孤单的苦处
这么多年，上天赐给我的光
我收到了
老爷子惩罚世界的黑暗
我也背上了一大片
这么多年，我就这样，一个人
无数次经过了那条先人筑起的河岸
我不但看到了
那么多的行人飘向远方
总是那么一缕缕灰白的轻烟
我还看清了
那些行人从前坚挺的脖子
是怎样，在最后
像落日一样
向下，轻轻一弯
我开始拔掉一些青草
院子里，那些夏季将过尚未退场的客人
我驱赶它们。像吆喝一群
房顶上的麻雀
我再也无法挽留它们
像挽留一个春天的黄昏
我再也无法忍受它们
像容忍一个懒散的人
秋天在一步一步靠近
悔恨在一天一天加深
在水井的边上，在茅房的一侧
我清除它们，是需要一个干净的院落
